1986年來到東吳大學，無論在學校的諮商中心接案或自行接案，學習理論及Beck的認知理論一直是我在個案構念化及擬訂治療計畫時的主要依據。在多年來的教學及研究中，我也從各種新知中找養分來豐富我的心理諮商及治療理念架構。當我對失功能或非理性信念越來越質疑時，Watkins及Noeln-Hoeskemar等人的重複性思考(repetitive thinking)及反芻(rumination)的概念解答了我的一些疑惑。每個人都會有些非理性的信念，只是這些信念經常出現(譬如，經常覺得兒女不愛她)才會造成焦慮或憂鬱等情緒問題。我們該聚焦在幫助個案阻斷重複性思考，這也成為我這幾年和研究生一起探討的主題。

 

        接著，認知行為治療第三波，Martell等人的行為活化(behavior activation)、Hayes的接受與承諾治療(ACT)，有種幫我40年來的認知行為治療理念做了總整理的感受。他的語言行為理論，將語言與認知的學習歷程說得真清楚，他用語言行為的關聯架構理論(related frame theory; RFT)詮釋語言學習過程中的轉換(transformation)機轉，以及此機轉形成的pliance、tracking及augment等規則對認知及行為的影響。運用這些規則詮釋認知信念，更能讓我瞭解個案的認知糾結，以及其與經驗逃避的關聯性，也讓我看到「去融合(defusion) 」及「接受與意願(acceptance and willingness) 」在「認知糾結」及「經驗逃避」的運用上是多麼美妙。他所提的「價值」與「承諾行動」，用來幫助焦慮或憂鬱個案找希望及增強的行動也真是好用。他的理念核心--「活在當下(now) 」及「自我當作脈絡(self as context) 」其實就是在運用台灣目前相當夯的正念(mindfulness)的概念來建立「活在當下的脈絡」。ACT的「活在當下」、「自我當作脈絡」、「去融合」、「接受與意願」、「價值」與「承諾行動」所形成的「心理彈性(flexibility) 」，不是拼裝車，而是將語言行為及認知做了美妙的融合，活得更有彈性，就更能接受自己，焦慮與憂鬱都被我們接受了，自然就知道自己要做些什麼了(見下圖)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       2014開始帶著研究生討論ACT一系列的書籍，也將ACT應用在我的心理治療中。目前正準備與一些醫院合作，將ACT用在「焦慮症」及「減重的情緒性飲食及渴望飲食」的研究中。更希望能經由一系列的實徵研究及實務經驗，與研究生及對ACT感興趣的人，能夠一起努力建構ACT在台灣應用的研究及實作。

 

       除了ACT，4年前看到網路版的DSM-5。當看到美國精神醫學會為了提升精神疾患診斷及衡鑑的信效度，且希望求新求變，規定DSM-5的研究團隊組成的成員不能是DSM-IV的成員，他們將過去生物、心理及社會病理上的實徵研究在融合在DSM-5的risk and prognostic factor、development and course等章節中，更將dimension的概念加入傳統診的category中，真得能感受到DSM-5與過去的版本有很大的不同，這深深感動了我。這也促使我希望自己能在臨床實務工作的領域上，能在DSM-5與心理衡鑑及治療融合上有些貢獻。這幾年來，在系上老師們及臨床心理學會的協助下，舉辦了一系列DSM-5在臨床上的應用，也將會繼續地將DSM-5與ACT結合。

 

        此外，多年前加入台灣新制身心障礙鑑定的研究團隊，在演講及研究上盡可能的參與該團隊的運作。

  距離退休只有3年了，想做的事情真得有點多，好像到現在才更清楚自己想做的事，覺得自己需要更加努力及珍惜接下來的日子。